當前位置: 主頁 > 金融經濟 >
0 Comments

對國企改革八個重大問題有什么看法?

發布于:2016-09-23  |   作者:http://www.omfeel.com  |   已聚集:人圍觀

  對國企改革八個重大問題有什么看法?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問題,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布局中繞不過去的大問題。經過30多年若干輪次、不同層面的改革,國有企業已經從分散化、小型化、全領域化逐步走向集中化、大型化和重點領域化,當年提出的“做大做強”目標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已經實現。有論者認為,下一步改革的重點任務,應該放在如何“做優”上,這既包括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總體布局上的優化,也包括國有企業為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上的優化,更要實現國有企業本身生存能力和發展質量的優化。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國務院及有關部門相繼出臺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關于國有企業功能界定與分類的指導意見》等文件,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戰略規劃和具體指導,全國各界衷心期待改革取得更大突破和更新進展。從今天起,本報“觀察版”將推出“加速推進國企改革專家談”系列文章,期冀對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提供更多的思考維度和操作建議,敬請讀者關注。


  三年前,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新一輪國有企業做出了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為國有企業改革繪出了一幅宏偉的藍圖。在頂層設計中中央做出了發展混合所有制,實現國有資產管理從管資產向管資本轉變、繼續堅持政資分開、政企分開等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決策。對此,全國上下,歡欣鼓舞,對新一輪國企改革充滿著無限的期待。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務院及有關部門相繼出臺了《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關于國有企業功能界定與分類的指導意見》等1+N個文件。如果說三中全會的《決定》是國企改革的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的話,那么從某種意義上講,這1+N文件是國企改革的建設規劃和施工圖設計。


  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經濟特區,多年來在國有企業改革上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在一些領域為全國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深圳的國有企業在體制、機制、效益等各個方面均處于全國領先的地位,受到國務院國資委的充分肯定。本人非常有幸地參與了深圳國有企業改革二十多年的全過程,尤其是在2003-2010期間的7年多時間里,主導和推動實施了深圳市國有企業的企業改制、布局調整、機制轉換、資本重組、做強做優做大一批產業集團以及黨政機關所辦企業劃轉等一系列的改革,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因此,我想根據深圳的實踐經驗,從以下八個方面對當前國有企業改革一些重大問題談點認識。


  國企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是什么


  2013年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對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和目標進行了全面闡述,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要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國有資產管理實現從“管資產”向“管資本”的轉變,國有資本要更多地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更多地投向關系到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重點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的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等等。應該說,《決定》中對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方向、目標、原則的闡述,與十多年前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對《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重大問題的決定》是一致的。


  在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和目標上,深圳的國有企業改革實踐為全國深化國企改革,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深圳的國有企業在探索三個層次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為全國的國企改革提供了經驗。但是,在90年代后期到21世紀初,深圳對中央提出的國有企業改革方向和目標認識不深,尤其對國有經濟布局調整有進有退、優化結構認識不足,動作遲緩,措施不力,認為只要加強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都是可以搞好的。


  比如在工業領域的建材、輕工等行業提出要建成六個超百億大型集團,在商貿流通領域提出學習日本、韓國組織大型綜合商社,在房地產企業,提出要推進“組龍工程”等等。到21世紀初,除了能源集團一家外,其他處于競爭激烈的商貿、工業等領域的大型企業集團不但沒有做強做優做大,反而都難以生存。而在一大批競爭激烈領域的大型國有企業垮掉的同時,當時并沒有列入超百億集團、大型綜合商社、“組龍工程”的一些企業,主要是處于城市公用事業、基礎設施領域的市屬國有企業,如機場、燃氣、供水等企業,則伴隨著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得到了迅速發展,成為市屬國有企業的主力軍,真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栽柳柳成蔭”。


  2002年之后,深圳的國企改革按照中央的要求,進行了大規模布局和結構調整,對在競爭性領域包括工業、貿易、建筑、服務等行業的大量的劣勢國有企業,通過員工持股、改制等方式,轉變成了混合所有制企業,實現了國有資產的退出,剩下的少數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保障城市基本安全運營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領域內。經過十多年的改革發展,這些近二十家大型國有企業得到迅速發展,不僅分別保障了城市的供水、供氣、交通、能源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保證深圳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大都成為有實力、有影響的大型企業集團,經濟效益、質量、活力、競爭力、影響力等方面在全國同行業都保持了領先的地位,真正實現了做強做優做大的目的。


  組建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能否從管資產到管資本


  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從管資產向管資本進行轉變,是一個重大的改革,方向正確,并且已達成各方面的共識。現在的問題是采取什么方式,進行哪些改革,才能實現從管資產向管資本的戰略轉變。


  根據《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指導意見》,主要采取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并通過授權經營體制,實行兩級出資人制度,即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對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行使出資人權力,投資運營公司對所投資的企業行使國有資本出資人權利。建立形成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國有投資控股企業三個層次的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從而在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和投資運營這兩個層次實行從管資產向管資本的轉變。


  20世紀80年代深圳在全國率先成立了投資管理公司,90年代又相繼成立了市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國資辦)和三家資產經營公司,三家資產經營公司下屬投資和管理了100多家國有控股的企業,從而形成了國資委(國資辦)——資產經營公司——國有企業三個層次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在國資委(國資辦)這個層次上,實現了政資分開,實行政府社會經濟管理與國有資本管理分開,在國有資產經營管理公司這個層次上,實現了國有資本監督管理與經營分開,在國有獨資或控股的國有企業的層次上,實現了國有資產經營和國有企業運營管理分開。但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沒有實現國有資產管理從管資產到管資本的轉變。


  因此,在2004年,深圳根據深化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依據國務院《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條例》,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進行了調整,撤銷了三家資產管理公司,由國資委對市屬國有企業直接行使出資人的權力。將原有的國資委(國資辦)——資產經營公司——國有企業三個層次的國有資產監管體系,調整為國資委——獨資和控股國有企業兩個層次。在國資委的層次實現了政資分開、政企分開,由國資委作為出資人,對市屬國有企業行使出資人的權力,實現了管人、管事、管資產相結合。實踐證明,兩個層次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優于過去三個層次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


  根據深圳的實踐,我認為,實現國有資產管理從管資產向管資本的轉變的關鍵,不在于組建多少個資本投資經營公司,也不在于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本身,而取決于能夠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根本性的改革:


  一是把國有企業真正推向市場。管資本涉及的是資本運作、資本布局、資本增值、資本安全等,不涉及管理具體的企業的人、財、物,實現管資本的前提是把企業推向市場,所投資企業的人、財、物、資產的經營管理都要按市場規律辦事,實行市場化運作。


  二是實行徹底的政資分開、政企分開。


  三是在前述兩項改革取得大體成功后,借鑒新加坡淡馬錫的模式,把現有的各級國資委調整功能,改變現有國資委作為政府的特設機構性質,國資委人員改變公務員身份,將國資委直接轉為資本投資經營公司,即中國的“淡馬錫”,不必再重組一批新的國有資本投資經營公司。


  沒有合理盈利的公益類國企能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嗎


  這次國有企業改革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將國有企業劃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進行分類管理、分類考核。對公益類國有企業重點考核其提供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產品質量和效率等,而不強調經濟效益、投資回報。我認為這種分類改革的出發點是好的,它強調了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社會效益,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公眾利益,為社會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但最終結果可能是適得其反,事與愿違,既不利于提高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也不利于提高國有企業的社會效益,也難以持久的為國家、社會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


  國有企業是市場經濟中的主體,所有的國有企業,都要講究社會效益,服務好社會。尤其是生產消費資料產品的商業類企業,直接面向大眾,面向消費者,同樣應該做到成本低、質量好、服務水平高,保障能力強,在這些方面做不好的國有企業,不管是公益類還是商業類的國有企業,都不可能取得市場的認同,也不可能在激烈的市場經濟中生存和發展。如果不追求合理的利潤和回報,那么它就沒有動力也沒有手段去改善和提高服務水平,并且沒有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這種例子在實踐中太多了,教訓太深刻了。


  健全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核心是什么


  建立和健全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是國有企業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最重要也是最難的一個問題。經過三十年國有企業改革的實踐,雖然在國有企業領導體制和法人治理結構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總體說來,我們還沒有從理論和實踐上探索出一套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比較成功的模式,現有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沒有完全與市場經濟相適應,也沒有完全與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相銜接。因此,《指導意見》中把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作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內容。


  從深圳幾十年國企改革的實踐來看,我認為,在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的改革中,容易改的都改了,技術操作層面的措施也大體上都做了,下一步關鍵是大膽進行企業干部管理體制改革,核心是企業經理人的市場化問題。現在國有企業的生產要素,大都已經市場化,基本上與市場經濟接軌了,唯獨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企業的經理人沒有市場化。企業經理人的選擇權并沒有交給董事會,由董事會根據企業的發展需要,從市場中按照市場機制選擇和聘任,逐步形成職業經理人制度,并按照市場價值,對職業經理人實行與業績掛鉤的薪酬制度,而是由有關組織部門用行政的手段、行政的辦法,按照黨政領導干部的標準和選拔程序在內部選任、委任,這是造成法人治理結構中存在一系列問題的根本原因。


  最高60萬元的年薪能否調動國企領導人積極性


  國有企業薪酬制度的改革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最重要的內容,尤其是企業領導人薪酬制度的建設,事關企業發展的基本動力。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個別國有企業領導人,尤其是央企一些領導人的薪酬出現了失控現象,個別領導人年薪達幾百萬,甚至上千萬,脫離了市場水平,脫離了我國的國情,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有關部門出臺了《關于深化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見》,隨后各地方也相繼出臺了有關國企領導人薪酬改革的意見。


  國家和地方出臺《關于深化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見》規定,經營者的年薪由三部分構成,其中基本年薪不超過本企業員工平均工資的兩倍,績效年薪不超過基本年薪的兩倍,獎勵年薪不超過總年薪的30%,按照這個方案,央企領導人的年薪總水平最高在60萬元左右。《意見》出臺以來,無論是央企還是地方國企,企業管理團隊和精英人才出現了不穩定狀態,一批民營企業,借機到國有企業來挖優秀人才,一些優秀的領導人從國企流失。


  我認為,企業負責人的薪酬分配權應交給企業董事會或上級產權部門,由企業董事會或上級產權部門依據經理人才的市場水平,企業的經濟效益和業績考核,確定企業負責人的薪酬結構和薪酬水平,真正建立健全與市場基本相適應、與企業經濟效益掛鉤,既有激勵又有約束,既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又體現國有企業特點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機制。


  地方國企改革只能照央企改革“依葫蘆畫瓢”嗎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地方的國有企業改革歷來都是在中央的大政方針指導下,根據企業的投資關系和產權關系,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兩個層次,在兩個相對獨立的運作體系中進行的,改革的主體分別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來承擔,并相應承擔各自的改革責任。


  實踐證明,分兩個層次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既適應了中國國有企業數量多、規模大、情況復雜的特點,承認地方政府投資辦企業的實際利益,又有利于調動地方推動國企改革的積極性,鼓勵地方大膽探索和積極創新,為央企的改革提供了經驗。同時也強化了地方政府對國有企業改革的責任,有利于處理在改革過程中的穩定問題。


  但是這種分層次主導國企改革的格局,在近些年悄悄地發生變化。國家在出臺每個具體的改革方案和改革意見的同時,都要求地方按照中央有關部門的要求也相應出臺有關方案和文件。我認為,還是要因地制宜分層次推動國企改革。應當根據各地的情況出發,地方政府應當有國有企業改革的自主權和相對獨立性。


  在國有企業改革上,地方政府也不能完全按照央企的改革依葫蘆畫瓢,而是要按照中央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總體要求,根據實際的情況大膽探索、勇于創新。地方國有企業規模小,機制靈活,在國有企業改革上完全有可能有所作為。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還需要很多的試點嗎


  當前中央對國有企業改革的大政方針已經確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企改革的任務繁重而又緊迫,全國人民期望著國有企業改革能邁出更大的步伐。但是從最近國務院有關部門公布的深化國企改革的計劃和“十項改革試點”內容來看,幾乎涉及國有企業改革的方方面面,每一項都要新選幾家進行試點,采取以點帶面、以點帶線,形成經驗,復制推廣的改革路線圖。


  國有企業改革已經進行了幾十年,國務院國資委成立也已經十多年了,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已經進行了大量探索,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現在需要的是按照中央的要求,除了極少數改革內容試點外,大多數改革內容應當根據幾十年形成的成功經驗,大膽實踐,全面推動,重點突破,力爭使中央確定的改革任務盡快落實,盡快見效。


  國企改革不突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成功嗎


  最近,中央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做出戰略調整。國家從主要通過出臺刺激需求政策,拉動經濟發展的需求側管理,轉變到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中心,結構調整,轉變企業的增長方式,為國民經濟持續發展提供體制、機制、結構等方面的保障,并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十三五”乃至未來相當一段時期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和關鍵,出臺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的措施。我認為這是非常正確的決策。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黨中央國務院一直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并根據不同時期國有企業、國有經濟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多輪重大改革,其中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轉換企業經營機制”,90年代初提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90年代末提出的“結構調整,抓大放小”,將國有企業“集中在關系到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2000年以后,政府開始進行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改革,實行政資分開、政企分開,同時對企業內部的管理體制、內部機制等方面做了一系列改革。通過多年的改革,尤其是通過20世紀末、21世紀初國民經濟布局調整,抓大放小,既提高了國有經濟的影響力、控制力,也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更廣闊的空間,保證了我國國民經濟的連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對我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但是,近些年來,一些地方政府沒有堅持政資分開、政企分開的改革方向,投了大量的政資不分、政企不分、以獲取銀行貸款為主要目的的金融投資平臺公司,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債務和金融風險。


  因此,落實中央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大決策,最重要的是堅持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方向,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真正從體制機制上對國有企業、國有經濟的結構動手術,消除我國當前產能過剩、積壓嚴重、庫存膨脹、結構失衡等背后深層次的原因。


  如果在這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有企業改革不能取得突破,產生產能過剩深層次的原因不能根本解決的話,僅僅是各級政府采取行政手段,用政府補貼、優惠政策等方式,通過兼并重組等方法,可能會給我國經濟的發展留下極大的隱患,未來若干年也許還需要再來一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作者為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理事長)


來源:經濟參考報


標簽:                   喜歡:收藏
亚洲五月天天综合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