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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重新界定的道路

發布于:2016-12-01  |   作者:http://www.omfeel.com  |   已聚集:人圍觀

  對于產權的重新界定,這當中的道路是一步一步一關卡一關卡完善的。11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正式對外公布。這是我國首次以中央名義出臺產權保護的頂層設計,文件從11個方面對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推進產權保護法治化進行了全面部署。


  《孟子·滕文公上》有云:“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自古以來,產權就是穩定人心、推動社會發展的“定盤星”。只有依法保護產權,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力。


  今天,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分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的一篇舊文,文章由周其仁在2008年1月12日第十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發表的演講整理而成,并經其本人修訂和補充后發表在《經濟觀察報》。


  文章雖舊,但卻有助于我們理解以下問題:


  改革開放30余年來,中國產權制度也在不斷變遷,當中都歷經了哪些實踐?背后邏輯何在?當下中國面臨的種種實際難題——同時也是改革桎梏——如環境污染,農地征用、礦產開發、舊城改造、民間投資低迷、政府自身改革等等,與產權制度有何關聯?從經濟學視角來看,對于產權的有效保護,會為經濟活動的績效和改革的推進帶來何種影響?


  以下為周其仁所著全文:


  重新界定產權之路


  對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改革開放,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事實上醞釀了很長時間。我自己比較關注兩個事件,因為這兩個事件為后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經驗準備。


  第一個是非常不幸的事件,就是1959-1961年間中國發生的饑荒,使較大規模人口非正常死亡。其中最早報告到北京的是河南信陽事件,這個地區當時人口850萬,根據時任行署專員的回憶錄,非正常死亡人口當在百萬以上。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事件,引起國務院和中央的強烈反應。有記錄說,就在決策層討論信陽事件處理的會上,周恩來總理受中央委托緊急起草了 《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其中有一條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允許農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里,給農民私人權利劃下的第一道線。當時沒有講新政策執行的時間多長,也沒有講這是什么性質的權利安排,因為根本來不及。差不多同時,大饑荒還逼出了波及全國多個省區的包產到戶。回頭看,1960年代初的自留地和包產到戶,為十幾年后的農村改革準備了經驗。


  第二個事件發生在1962年,在廣東省寶安縣也就是現在的深圳。那一年,由于各種傳言,說香港要開放關口,當然也由于國內的經濟困難,就在寶安這個地方,曾聚集了10萬人意圖偷渡逃港,這些人來自全國12個省區、廣東62個市縣。這變成當年很大的一個事件,也由周恩來總理親自處理。據現在看到的資料,當時約6萬人逃了過去,其中大部分被港英當局遣返回來,加上沒有出去的人,當地政府做了安頓和疏散,并嚴格了出境制度。也在那個背景下,當地還提出過“利用香港、建設寶安”的政策,以邊境的貿易活動來活躍市場,改善民生。也要回頭看,這個事件埋下了未來開放的契機。


  這兩個事件對后來的歷史都有深刻的影響。但是,僅有局部地區對災難性事件的自發反應,不足以直接釀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因為逼出來的行之有效的政策,等形勢好一點,還是可能又被改回去。這就是過去講的:吃飽了飯,又要瞎折騰。事實上,從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我國經濟政策還是日子好過了就繼續向“左”,比如靠政治運動促生產,“窮過渡”、“割資本主義尾巴”等等,對外開放更談不到。


  真正中國的改革開放,元年還是1978年。因為這一年發生了思想解放運動,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最根本的,是整個執政黨看待體制、制度和政策的思想方法改變了。鄧小平當時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個思想路線就是改革開放的思想路線,因為達到這個層面,人們才會去想,中國選社會主義也好,選公有制也好,選計劃經濟也好,講到底,最終都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文化的要求,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這個出發點看問題,前人寫下的“本本”,蘇聯實行過的制度,一定要接受我們自己實踐的檢驗。選錯了的就要改過來,不合適的就要調試。任何體制安排,不管出發點多么正確,邏輯多么有力量,做的效果不好就必須改。回頭看,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得以進行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條件。沒有思想解放,以后的一切都談不到。


  所以,恰恰在1978年以后,剛才講到的那兩個歷史事件才有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從農村看,包產到戶在幾年時間內席卷全國,一步一步得到合法化承認。其實,根據杜老的回憶,鄧小平早在1960年就講過,包產到戶能多打糧,不合法,就讓它合法起來。但1960年就沒有這個政治條件,非要到了1978年后才行,雖然農民和許多基層干部對于用什么辦法可以多打糧、少挨餓,早就是明白的。包產到戶被合法承認了,就意味著從傳統的全盤公有化體制里,清楚劃出一條農戶私人權利的界線。這樣,經由一個承包合約,中國正式開始重建私人產權。這是所有社會主義“本本”上從來沒有講過的事情。中國的改革,就是這么起步的。


  開放也是逼出來的。歷史說,1977年寶安又一次大規模集積了逃港人口。當時廣東的主政者習仲勛去調查,知道很多逃港農民跑過去兩年就寄錢回來蓋房子。為什么到香港有這么高的收入?答案就是擴大經濟自由:農民不但務農,也可以打工,并開放市場,活躍生意。那時深圳靠香港邊境有一個羅芳村,對面也有一個羅芳村,原來都是這邊羅芳村跑過去的人建起來的,只是對面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比這邊高出100倍!這樣就逼出一個想法:能不能把門打開,劃出一塊地方,讓香港企業開到境內來,這邊的農民不逃港也可以打工?廣東第一線提出這個構想,匯報到北京,鄧小平贊成,至于用什么名字,鄧小平說,就叫特區,因為陜甘寧邊區就是特區。


  回頭看,包產到戶、自留地、農民小自由,逃港事件,“利用香港、發展內地”等等,歷史上都多次發生。但是,只要政治思想路線不對頭,那些來自第一線的探索,頂多就是一個權益之計。既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普遍。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逼出來的,到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提出,才成為更主動、更系統的變革過程,成為 “多方面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相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世界上還真有人以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什么“華盛頓共識”指導出來的結果。我認為那是對歷史的無知,因為那個時候中國人的絕大多數人并不關心華盛頓在干什么,也不知道那些人究竟說了些個啥。中國人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怎樣把飯吃飽搞建設,怎樣把過去被死教條捆住的手腳解放出來。還有人要編“北京共識”和人家打擂臺。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因為北京共識早在1978年就有了,綱領就是改革開放。


  農村改革和特區開放,兩端發力把整個神州大地卷進了改革開放的大潮。我這里發言的題目,不過是取一個角度來觀察經濟體制大變革的一條線索。過去全盤公有化的計劃體制是一套權利界定,因為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就在改革開放中重新界定。概略地說,我國產權制度變遷是分為四個層面展開的。


  第一個層面,是原本全盤歸國家和集體的公有制,除了抽象的“全民”或“集體”為其所有者,所有具體的、有實際行為能力的個人,在里面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權利地位?到底公有制里面可不可以再劃分出一些權利界線來?改革開放找到了一個方法,就是公有制可以通過承包合約再把行為的權利——包括責任和義務——重新界定到個人。農業承包,工商業承包,做的就是這個層面的權利界定工作。


  第二個層面,是通過承包劃出的私人使用權,又發生轉讓。就是說,從使用權演變為轉讓權。這當然引發更復雜的問題,比如可轉讓的范圍、轉讓價怎樣形成等等。其實,全盤計劃轉向市場經濟,真正的基礎就是轉讓權。什么叫市場經濟呢?一般講就是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什么是價格機制?無非就是有人喊價,有人還價,而喊價應價都首先是一個權利,如果沒有喊價權和還價權,教科書上寫的“市場價格”又從何而來?于是,中國產權改革的第二個層次就啟動了市場經濟,從使用權入手,進到轉讓權、定價權、喊價權和還價權,資源配置就再也無從靠蘇聯教科書那一套范疇運轉了。


  第三個層面,改革開放重新承認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比如可以自由找工作,就是承認所有勞動者身上擁有的勞動能力,是他本人可控制、可擁有、可支配的。“企業家才能”更是一種生產性資源,個人可以合法擁有,可以和其他要素結合起來創業,辦民營企業。這一條對中國生產力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各個方面都有人成為優秀的企業家。如果沒有這層權利界定,當年的陳志雄就不能去養魚,年廣九就不能搞“傻子瓜子”,這在當時都引發大爭論,要鄧小平、胡耀邦直接干預才沒有一棍子打下去。回頭看,如果沒有這個權利保障,怎么會有后面的局面?怎么會有這么多中國產品生產出來,銷售到全球市場上去?誰想得到,柳傳志領導的聯想能從計算所傳達室打到紐約?馬化騰這么個年輕后生就“抓”得住幾億中國QQ客戶?馬云立志為中小企業服務就真的心想事成?內蒙古大草原呢,有一個伊利不算,又生出一個蒙牛?


  第四個層次,就是無論承包來的、轉讓來的,或者重新確立的私人產權,都可以在自愿互利前提下放到一個合約里面來,形成“以私產為基礎的公產”。過去的公有制非排斥私產不可,但股份制經濟可以私產為基礎,通過一個合約形成“公司”,也就是私產為基礎的公產,來容納相當一部分生產力。這是第四個層次,也是集積新生產力的權利安排。沒有這個層次,資本市場從何談起?至于到境外資本市場上市的公司,更要和全球范圍的私產結合,學習、練習被叫做“公司治理結構”的那一套利益結合、制衡、共用的文明。


  事實上,這四個層次的產權改革,到今天還有大量未解決好的問題,還引發不同意見。不過從大勢看,這條路開始走出來了。絕大多數人愿意繼續探索,并讓國家、市場、法律、道德、輿論和公民意見的直接表達,一起發揮更好的合力作用,不斷完善改革和權利重新界定的過程。特別重要的是,正如科斯所言,“清楚界定的產權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國的產權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場經濟的基礎,也奠定了刺激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


  應該準確地說,今天中國經濟的主要特征并不僅僅是高速增長,而是開放下的高速增長。開放下的中國產品,沒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是進不到別人的國家里的,這與封閉經濟自我循環的“高增長”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中國今天的國際競爭力,人們有不同的解讀。比如國際上一種流行的意見說,中國就是勞動力太便宜,才有國際競爭力。國內不少人也相信這個解釋。對此我有不同意見。我的問題是,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勞動力難道不是更便宜,為什么那時中國產品遠沒有今天的國際競爭力?從道理上看,勞動力便宜是要素有競爭力,但要素不會自動變成產品。把要素變成產品,要經過組織和制度,過去中國由于體制不對頭,要素固然便宜,但組織和制度的成本極其高昂,結果就是產品并沒有多少國際競爭力。


  中國高速增長或者開放下的高度增長,真正的秘訣是什么?就是大幅度通過改革開放降低制度和組織的成本。這就使得廉價勞動力開始發揮作用,中國的農民、工人、技術員、企業家、地方和整個國家才能發力,才經由學習曲線的提升,把產品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才在世界上占有可觀的一席之地。這就是重新界定產權,經過制度成本的顯著下降,對經濟活動的績效帶來的影響。


  當然,中國改革開放有漸進的特點,就是哪個領域里的問題嚴重,或者比較容易啟動改革,就先動一動,過不下去了就先改一改。這帶來一個結果,就是權利界定不是全面并進,而是不整齊的,不均衡的,遠遠沒有達到普遍的權利厘定和保障。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帶來矛盾和沖突,特別是不同權利之間怎樣取得平衡,成為改革的一個難點。從目標來說,產權設置必須是普遍的,絕不能保護了這一方,侵犯了其他方。經濟自由也是有邊界的,那就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則不可能有持久的秩序,也不會為社會所接受。但是漸進改革的實際情況,卻是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一些領域的改革甚至停滯很長時間。


  現在大量實際問題,包含環境污染,農地征用、礦產開采權、舊城改造、山林經營權確定,以及行政壟斷行業進一步得市場開放,政府本身體制改革等等難題,講到底難都難在權利怎樣進一步清楚界定。這些問題具體研究涉及很多細節,不是今天的題目。但它們的共同困難,是產權界定從來就不是完全靠民間自發活動就可以解決的。產權界定是稀缺資源的排他性制度安排,沒有擁有合法強制力的國家的介入,不可能劃清楚,更不可能得到有效執行。這里面有一個悖論性的難題:要求合法強制力提供產權界定的公共服務,但社會怎樣約束、監督合法強制力不被濫用、私用,從而使產權界定過程變歪,遠離普遍的、原則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承認和保障體系呢?


  中國的經驗教訓說,這個難題沒有簡單的解。鄧小平以來許多領導人多次講過,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無從推進。問題是,能夠與我國經改匹配的政治體制改革,又談何容易?從學術上看,這個問題超出了經濟學的范疇,但我所知的優秀經濟學家,同樣也關心這個問題,如楊小凱臨去世之前寫的那些文章、筆記,中心關注點就是這個問題。我自己在國內做調查也碰到這個問題,比其他問題有更大的難度。當然總思路也可以說有了,那就是法治 (the rule of law),即不是說一些人拿上一些法條去統治別人,而是所有的人,任何人,都要服從同樣的準則,即法律目前人人平等——用同樣的準則約束所有人的行為。今天上午幾位前輩都講到了這個問題,我相信這也是擺在未來的一個重大任務。中國要自立于世界,沒有強大的國家不行。但強大的國家力量,怎么保證在公共服務的軌道里運行,限制權力即合法強制力不被濫用,是一個我們的歷史傳統尚沒有很好回答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權力勢必參與整個資源的權利重新界定過程,越來越成為繼續推進改革的難點和要點。


  現在的麻煩是,中國早已遠離了饑荒,遭遇的國際競爭的壓力也比過去為小,因為中國經濟的表現至今在國際上相當搶眼。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改革的動力何在,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我們認定,繼續改革的未來收益很大,因為從局部的漸進的權利界定,成長為普遍的權利界定,一定會進一步擴大不侵犯他人的經濟自由,從而走向一個普遍約束權利、普遍保障自由的現代國家。問題是,進一步改革的難度也遠比過去為大。如何匯集新的動力,推進中國在30年改革開放后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是未來要面對的問題,尤其是在座年輕朋友要面對的問題。


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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