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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或會迎來下一輪勞動力短缺

發布于:2017-01-01  |   作者:http://www.omfeel.com  |   已聚集:人圍觀

  2017或會迎來下一輪勞動力短缺,而且L型不會是一兩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指出,我們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不可逆轉的,勞動力短缺這個趨勢是不可逆轉的。這個趨勢不光是通過勞動力供給影響我們的經濟增長,還通過勞動力供給短缺帶來的工資上漲影響,工資上漲速度快于勞動生產率,單位勞動成本就提高,加速向發達國家靠攏,我們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就會下降。


  他認為,從中近期看,“L”型軌跡的取得也得靠改革紅利,必須得靠改革。現在最應該操心的不是增長速度,而是經濟風險,我們不希望有這個風險,所以我們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可能做好的話,我們爭取得到一個“L”型軌跡。


  上限是什么呢?可以達到“十三五”時期平均6.7%,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在這個期間就是可行的。下限是按照“十三五”時期測算的,假如什么都不發生,就是正常趨勢,平均是6.2%。


  以下為演講實錄


  今天,我利用這個機會談一點“關于經濟增長”的看法,其實在別的場合我也談過這個,但是好像還沒在北京講過。如果我們能夠正確的判斷形勢,遵從“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個大邏輯,用正確的促進方式,我們有望實現兩個“L”型的軌跡,一個是近期的,再一個是稍微長期一些的。


  首先,我們都知道,我們不希望是“V”字型,或者說我們不能指望“V”字型的經濟復蘇。原因是我們現在遇到的,不是過去的能夠給我們帶來“V”字型復蘇的需求側的問題,而是供給側的問題。


  一個是說我們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不可逆轉的,如果它是我們過去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它的消失不可逆轉,所以你用這種動能回到原來的增長速度上也是不可能的。在這里我要說明一下,我們已經知道的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負增長是從2011年開始的,2010年是峰值,2011年開始下降。我告訴大家,可能還會出現下一次勞動力短缺的高峰,因為按照當時的人口年齡結構預測,在這一段時間內,也就是2011年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以后,勞動參與率還會提高,按人口年齡結構預測出勞動參與率還會提高,勞動年齡人口乘以勞動參與率等于經濟活動人口,就是等于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力。所以我當時的預測是,從2017年開始經濟活動人口達到峰值,在這之后也負增長。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勞動力短缺這個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但是,我又得到一個新的信息:無論從我們自己在六個城市的調查數據,還是統計局的調查數據,最近我們人口所的同事得出,過去這些年勞動參與率實際上是下降的,雖然下降不多,但是至少沒有提高。假設勞動參與率不變的話,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經濟活動人口也就減少。只有假設勞動參與率提高,才會出現經濟活動人口的峰值晚點到來的情況。但是,現在勞動參與率還略有下降,那就意味著,我們真實勞動力的下降比這條線顯示的要嚴重得多。這是做了一點更正。


  這個人口的趨勢不光是通過勞動力供給影響我們的經濟增長,還通過勞動力供給短缺造成的工資上漲來影響。當工資上漲快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因為單位勞動成本等于工資除以勞動生產率,工資上漲速度快于勞動生產率,單位勞動成本就提高,加速向發達國家靠攏,我們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就會下降。我們勞動力的素質,人力資本是靠新成長勞動力來改善的,不斷的新鮮血液,他們受教育程度高,如果這部分人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存量的人力資本低的特征改善的速度就慢。因此,我們預測人力資本的增量也是下降的。資本的回報率也相應下降,這是我們知道的,經濟新增長理論、新谷點增長理論的一個基本前提假設,就是當勞動力是固定的,不是無限供給的,就會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的情況。


  再有,資源重新配置,勞動力不斷從低生產力部門轉向高生產力部門,資源配置改善,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趨勢也放慢了。下面那條藍色的線表示農村16-19歲的人口,而這部分人口就是每年新增的進城的農民工,而他們2014年到達峰值,這之后也是負增長。因此,相應的農村外出勞動力的增長速度也就大幅度減慢了,去年只到增長0.4%。這些因素都是從供給側降低潛在增長率的因素。這是過去預測的,2010年之前我們的潛在增長率10%左右,“十二五”時期的平均7.6%,“十三五”潛在增長率如果沒有改革發生的話,沒有刺激發生的話,潛在增長率就是6.2%。潛在增長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導致的,因此我們不能假設有一個“V”字型。


  我們可以算一下,我們知道了潛在增長率,我們也知道實際增長率,用實際增長率減潛在增長率,如果是正的,就證明我們是在能力之上實現的經濟增長;如果是負的,就說明我們沒有充分利用我們的潛能。歷史上這個是0,潛在增長率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就是增長缺口,最后會表現為“V”字型,從需求側進行宏觀經濟的刺激,可以回歸到充分利用你的生產要素。因此我們歷史上需求側的問題都得到了解決,都回歸了,都顯示出了“V”字型。


  如果我們還認為潛在增長率為10%的話,現在增長速度和潛在增長率一減,就得出粉色那條線,我們也有增長缺口,因此,我們也覺得還可以回歸到原來的水平上。但是事實上,正如我前面說的,我們測算的結果:現在的潛在增長率已經降到了6.2%,這是“十三五”的平均值。如果按照我們實際測算出的潛在增長率看,我們沒有這個缺口,所以兩者實際增長和潛在增長能力是相符的,沒有缺口,不能指望回歸。如果還形成“V”字型,那就意味著你超越了自己的增長能力,就可能是過熱的經濟情況。


  我們不想“V”字型,我們要想“L”型。近中期有一個“L”型的軌跡,“十三五”時期我們的經濟增長下限和上限應該是什么樣的?下限肯定是按照“十三五”時期我們測算的,假如什么都不發生,就是正常趨勢,我們平均是6.2%,當然每年是不一樣的,是逐漸向下走的,但是沒有這么陡。我把縱軸弄得很小,以便讓大家看得清楚。這就是下限。上限是什么呢?加上了一些可能的改革紅利,我們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沒有那么快了,我們還會有一些適度的幫助企業的措施,甚至我們戶籍制度改革能夠帶來一些勞動力供給,這些都是微弱的,不是大幅度的見效,但是可以達到“十三五”時期平均6.7%,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在這個期間就是可行的。


  到目前為止藍色的線是實際增長率,是在這個區間的,沒有問題。但是到這區間,今年實現了6.7%。我們設想,如果從明年開始我們的改革紅利逐漸顯示出來,不用太高,就保持在今后四年平均6.5%的話,最后的結果會逐漸向上限靠攏。如果是這樣的話,和這兩條上限和下限相比,這條線接近于一個中近期的“L”型軌跡了。從中近期看,“L”型軌跡的取得也得靠改革紅利,必須得靠改革。


  為什么我們要設上限和下限呢?簡單的說,設下限是必要的,如果你突破了底線,突破了潛在增長率,就意味著會出現周期性失業,我們目前沒有周期性失業,但是我們不希望突破這個底線,這是保民生的一個基本需要。但是超越了上限的話,就意味著你一定是用刺激的辦法,會導致增加的流動性進不到實體經濟,最后流向了那些和你的競爭力比較無關的產業,導致經濟泡沫,這種情況我們當然不想看到。而我們現在最應該操心的不是增長速度,而是經濟風險,我們不希望有這個風險,所以我們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可能做好的話,我們爭取得到一個“L”型軌跡。


  長期的“L”型軌跡是什么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領域非常多。我簡單列幾條,其實很多改革都是具有這樣效果的。


  一是戶籍制度改革,兩條非常明顯的供給側效應,可以提高勞動力在非農產業的參與率,從農業轉移出來;或者,本來40歲以后他可能想回去了,但是戶籍制度改革就把他留下了,這樣我們的勞動參與率提高了,勞動力的供給就提高了。清除了制度性障礙,勞動力會繼續從低生產率部門到高生產率部門,我把這個叫“庫茲涅茨過程”,這種人口勞動力的流動是改進生產率的,否則,新成長的進城的勞動力已經越來越少,如果戶籍制度不改革,那些到了一定年齡往回走的人會多于每年進來的人。農民工回到家也不是不工作,也沒有退出勞動力市場,但是,他的就業就是在生產率更低的部門就業,因此,那個過程就變成了“逆庫茲涅茨化”的過程,那樣會對我們的經濟增長帶來新的負面影響。戶籍制度改革還有需求側的效應,就是擴大一個消費的群體。


  二是“三去一降一補”,既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把資源配置得更有效率,還可以提高資本的回報率,都是可以提高潛在增長能力的。當然我們的教育、培訓、增強人力資本、生育政策調整可以增加未來的勞動力供給。同時這些都會帶來附帶的需求側的改革效應,但是更主要的,直接見效的,帶來改革紅利的是在供給側。這是我們改革的措施。


  按照前面我講的這幾個方面,提高勞動參與率、增加人力資本、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通過生育率的調整提高未來的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本,等等,可以組合成不同的改革情景。因此,我們預測到2050年有三種改革情形:,一是不怎么改革的,改革的力度不大,按過去的趨勢進行的;二是有一定的改革;改革幅度更大一些;第三種情況是,改革力度最大,而且我們預期生育政策的調整會產生效果,未來的總和生育率會接近1.8的水平。


  總之,潛在生產率是要下降的,從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增長速度必然是要下降的,因為越來越需要自主創新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但不同的改革情況會帶來不同的變化軌跡,在情景三這張圖上,最接近于一個長期的大“L”型的增長軌跡。這種能夠變成“L”型的增長軌跡就是我們改革帶來的潛在增長率的提高,也就是改革紅利。如果說什么時候你真看到了“V”字型的變化軌跡,我想它應該是刺激出來的結果,與其說我們期待它帶來的經濟增長速度回歸,還不如說我們更應該警惕它所帶來的經濟風險。


  按照我剛才測的情景三的情形,我們估算一下,中國未來什么時候跨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完全是按照第三種情況,未必是真發生的,但是它是一種最好的情形。


  按照那個預測,2014年人均GDP是7400美元,目前大概8000美元左右。到2022年我們可以達到12600美元,就是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門檻,這一步已經跨進去了,但是跨進去并不那么安全、并不那么保險,因為歷史上有些拉美國家,比如阿根廷,進入過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是后來又退回來了,到今天也沒有回去。我們還要繼續發展,到2030年,我們就可以達到19000美元,相當于目前愛沙尼亞的地位。再到2040年就達到32000美元,接近于目前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37000美元。到2050年就是52000美元,相當于目前加拿大的地位。但所有這些,我們也可以說它是為了提振信心,都是在這種最好的改革情形下,而且你做到了這步的改革的假設下,同時這個改革帶來相應的成效。因為,我們可以放寬人口生育政策,但是不能決定,這個生育政策放開以后是不是能夠把總和生育率提高到1.8。那有沒有努力可以呢?有,但僅僅放開生育政策還是不夠的,還要有一系列配合的政策,讓人們養育孩子的成本降下來,使人們能夠按照政策的要求去生育應該生育的那些孩子。這只是作為一個參照。


來源:原子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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