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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改革的關鍵詞有哪些?

發布于:2017-02-16  |   作者:http://www.omfeel.com  |   已聚集:人圍觀

  2017年改革的關鍵詞有哪些?新年伊始,新一輪供給側改革也亟待新方向的指引。在2月15日召開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上,針對“三去一降一補”瓶頸、企業負債率高企、社保壓力過重等焦點問題,多位經濟權威專家借“頭腦風暴”模式共話治本之策。各方均認為,“有形手”和“無形手”應更佳無間合作,例如去產能應著重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而社保減負則應更仰賴政府托底。至此,新階段改革藍圖已愈發飽滿。


  去產能 


  吳敬璉:行政手段有局限 


  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三去一降一補”近期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鋼鐵及煤炭行業均提前并超額完成了當年的去產能任務,今年相關工作也已提上日程。


  但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看來,去年我國結構性改革推進得仍然不夠快、不夠實,因而市場還不能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達到優化經濟結構提升供給效率的目標,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實現“三去一降一補”。“去年我國在‘三去一降一補’的去產能、去庫存和補短板上成效比較明顯,但在另外兩個方面成效不理想,而且杠桿率還有所提高了”,吳敬璉直言,這就是近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等會議上所提出的“系統性風險在累積,部分地區困難增強”,以及“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不足,金融風險有所累積,部分地區困難增多”。


  吳敬璉認為,“三去一降一補”背后的結構性改革并非結構改革,而是體制結構和政府監督框架結構的改革,在當前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的情況下,在糾正資源錯配,實現經濟結構優化過程中,一定程度地運用行政手段和選擇性產業政策可能是難以避免的。“但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由于行政機關并沒有確定什么是最優經濟結構的能力,用行政手段進行‘去’和‘補’的資源再配置具有很大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副作用。”吳敬璉分析稱,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就是用行政指標要求“去”和“補”是有被鉆空子的空間的,比如最近披露的鋼鐵業實際業績的報告就告訴我們,鋼鐵去產能后,產能不但沒有降低而且提高了,“我國大概從鋼鐵產能2億噸的時候就開始提去剩余產能,現在11億噸,產能越去越多”。


  對于以行政手段為主進行“去”和“補”副作用的另一種表現,吳敬璉認為就是壓縮產能過程中往往會出現不夠市場化、非優勝劣汰的情況,“按照指標壓縮產能往往變成壓縮有更高效率的企業,低效率的企業并未被壓縮”。


  國企改革 


  楊凱生:需建負債約束機制 


  隨著混合所有制改革、國企兼并重組、董事會制度的不斷推行,此前曾長期存在于國企中的問題也在改革中暴露了出來,杠桿率、負債率高就是其中之一。中國銀監會特邀顧問楊凱生直言,目前我國國企杠桿率偏高,在中央明確提出“三去一降一補”的政策導向以來,直到去年三季度末,國有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由61.2%上升到了61.5%。


  實際上,就在今年1月12日召開的中央企業、地方國資委負責人會議上,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就提到,我國部分國企杠桿率仍然偏高,部分資產負債率居高不下;部分企業子企業虧損面較大,資本運營效率有待提升;境外經營風險持續加大,部分境外企業經營效益下滑。財政部數據也顯示,截至去年底,國企資產負債總額87.04萬億元,同比增長10%。


  對于國企長期存在的杠桿率過高的原因,楊凱生表示,此前我國習慣于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且投融資體制不合理、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不協調、國企使用資金責任不明等都是造成現階段問題的原因。


  “此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所需要的資金都來自于財政撥款,平時生產所需要的流動資金也是由財政來核定企業額度的,只有臨時性的超定額資金才會通過銀行貸款來解決。”楊凱生分析稱,這種做法客觀上具有不定期增加企業資本金的作用,一般不會出現企業杠桿率、債務率高的問題,但這種模式造成企業使用國家撥付的資金責任不清晰,這就必然會影響資金的使用效率,所以后來我國針對原有運行機制的弊端進行了多項重要改革,包括撥改貸、技改貸等。


  “現在回頭來看,當時改革的一些配套措施不夠完備,造成大批國有企業經常性的資本金補充渠道變窄了,盡管我國曾出臺過一系列文件規定企業應當建立自由流動資金的補充渠道,以及有關項目建設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自籌資金后銀行才能給予貸款等,但實際上,最終這些規定都讓步于所謂發展的需要、讓步于銀行支持企業發展經營的需要,沒有得以落實。”楊凱生表示,從那個時候開始,銀行貸款幾乎成為了企業生產經營和發展擴大所需資金的最主要來源,而這就導致企業的杠桿率和資產負債率越來越高,財務負擔越來越重。


  營商環境 


  白重恩:社保壓力過重 


  “世界銀行例行發布的最新版營商環境報告其中之一就是稅負維度。根據報告,全球190個主要經濟體,我國營商環境排名較低,僅為第131位,而2012年時我國排名還在第122位”,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表示,可見我國的企業稅負壓力并未出現明顯好轉。


  具體來說,在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我國企業利潤中各種稅收及社保繳費的占比為68%,相較其他經濟體平均值較高,其中美國為44%、瑞典為49%、德國為49%、印度為61%,而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是34%。“在世界銀行的數據中,企業主要稅費分成兩大類,一類社保相關的稅,一類是其他稅種,我國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比重為49%,不含增值稅的其他稅種占比僅為20%。”


  白重恩表示,如果進一步考慮增值稅,我國企業稅負壓力在利潤中的占比約為38%,與主要國家相差不大,因而可以得出結論,壓在國內企業肩膀上最重的擔子,就是社保繳費。面對當前這一嚴峻的形勢,白重恩建議運用政府的資產來支持社保,“目前政府不少投資都是通過借債形式完成的,即用政府資產融到資金再去投資,一旦政府資產使用受到了約束,這類投資也會受到約束,也就是說,經由加強政府資產負債表的考核,可以適當減少政府盲目投資的沖動,再以這部分資金支持社會保障,就可以降低社會保障的繳費率,從而降低企業的負擔,一舉兩得”。


  實際上,針對企業負擔尤其是社保壓力過重的情形,我國已經著手減負工作。早在2015年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就曾明確我國將繼續加大對小微企業和創業創新的減稅降費力度,失業保險費率將由現行條例規定的3%統一降至2%。而單位和個人繳費具體比例由各地在充分考慮提高失業保險待遇、促進失業人員再就業、落實失業保險穩崗補貼政策等因素的基礎上確定。經測算,僅這一減費措施每年將減輕企業和員工負擔400多億元。


來源:北京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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