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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轉型下半場拉開帷幕

發布于:2017-03-17  |   作者:http://www.omfeel.com  |   已聚集:人圍觀

  中國經濟轉型下半場正在拉開帷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認為,中國經濟轉型有望從上半場的“降速”階段逐步轉向下半場的“提質”階段。也就是說,L型增長過渡到相對平穩“一橫”的條件基本具備。以下內容節選自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與《財經》雜志聯手,于2017年推出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論壇2017會前刊》內文。


  始于上世紀80年代始,由西方資本和政府兩股力量疊加推動的一波全球化正在逆轉,從美國到歐洲,反全球化作為一種政治思潮逐漸彌漫。2016年,反全球化式的“黑天鵝事件”讓篤信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人們大跌眼鏡。


  恰逢此時,中國自身則面臨著增長階段轉換、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當口,中國轉型面臨著新的挑戰。中國經濟轉向可持續增長之路道阻且長。


  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復雜難解的困難展望2017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很可能逐步落到實處,法國和德國政府又面臨換屆選舉,逆全球化的潮流可能進一步加強。


  然而,樂觀的因素也正在顯現。李偉指出,中國經濟增速大幅下滑的風險明顯降低,趨穩的確定性正在逐步增強,我國經濟轉型有望從上半場的“降速”階段逐步轉向下半場的“提質”階段。也就是說,L型增長過渡到相對平穩“一橫”的條件基本具備。他判斷,“當前我國經濟的上行力量與下行壓力尚處于一個弱平衡狀態。中國經濟轉型正在開啟下半場。”


  李偉建議,中國開啟新的增長階段,實現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需要積極促進制造業投資持續回穩、金融資產質量改善、企業補庫存意愿繼續增強和PPI保持溫和回升、各項改革落地見效,還需謹慎應對貿易戰、跨境資本流動、政治大選周期等國際變數的影響。


  訪談實錄


  《財經》:


  全球貿易增長連續五年低于經濟增長;逆全球化噪音甚囂塵上,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愈發盛行,對全球經濟復蘇帶來了不利影響,您如何看待國內外經濟環境和趨勢?外部經濟的不確定性對中國出口增長會帶來多大影響?


  李偉: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收益在各國之間、特別是在一國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分配并不是均勻的,當利益受損群體的不滿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尋求改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陷入了長期復蘇乏力的狀態。作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2006年以來美國實際GDP增速就再也沒有達到過3%。


  在此背景下,原先作為全球化主要推動者的發達國家內部各種矛盾沖突趨于激化,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孤立主義紛紛抬頭,并將矛頭指向全球化。展望2017年,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很可能逐步落到實處,法國和德國政府又面臨換屆選舉,逆全球化的潮流可能進一步加強。


  上述變化正好發生在中國自身面臨增長階段轉換、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當口,確實給我們帶來新的挑戰。


  從出口的角度講,按照美元計算,2016年中國的出口表現遜于上年,也遜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國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出現了1996年以來的首次下降。中國出口部門的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都在進行當中,只是短期內新產業和新產品的體量尚小,還難以完全彌補傳統產品出口下滑產生的巨大缺口。


  2017年,美國經濟在特朗普減稅和擴大基建政策刺激下可能略有提速,但市場需求增長帶來的利好因素可能會被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限制措施所削弱,中國出口形勢仍面臨比較嚴峻的一面。


  但是,另一方面,世界經濟格局和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方向轉變的大趨勢仍在繼續,國際經濟也開始出現好的兆頭。如:在發達經濟體尚未改變經濟增速下降的同時,發展中經濟體已改變連續五年減速的勢頭,從2015年的4%增速微升至4.1%;前不久,OECD(經合組織)不同程度地調高了今年中國、美國、日本等國經濟增速預期;中國今年1-2月進出口總額連月正增長,全年國際貿易由負轉正的可能性在增大。


  《財經》:


  您認為2017年中國經濟有望開啟相對平穩的中高速增長階段,L型增長態勢有望從“一豎”過渡到相對平穩的“一橫”。您的判斷是不是過于樂觀?


  李偉:


  做出這樣的判斷,主要是國內外經濟運行均出現與前幾年不同的新變化。


  從國際來看,持續多年的通縮壓力明顯減輕,物價回暖,中長期利率回升,美元升值沖擊趨減,大宗商品價格企穩,制造業PMI指數持續回升。


  從國內來看,那些成功轉型國家的經驗表明,經濟增速降幅約40%后大都基本接近企穩平臺,市場內生性投資開始回穩,制造業投資增速接近可持續增長區間,調查失業率和大數據監測顯示就業出現積極變化,庫存對GDP貢獻有望由負轉正。


  基于這些新變化,我們認為,經濟增速大幅下滑的風險明顯降低,趨穩的確定性正在逐步增強,我國經濟轉型有望從上半場的“降速”階段逐步轉向下半場的“提質”階段。也就是說,L型增長過渡到相對平穩“一橫”的條件基本具備。當然,這也要區分中長期趨勢和短期因素,“一橫”表明中長期趨勢是相對平穩的,但經濟短期波動也在所難免。如果,要量化衡量的話,我想增速上下波動不大于1%不應該說是不平穩的。根據美國政府已公布的數據,美國2016年度的經濟增速約為1.6%,低于2015年的2.6%,社會輿論評價只是“略低于市場預期”,并未炒作美國經濟的不穩定。


  開啟下半場并不意味經濟轉型已經成功,當前我國經濟的上行力量與下行壓力尚處于一個弱平衡狀態。依賴舊動力、資金脫實向虛、風險集中化、區域分化等問題依然突出,經濟增長依然面臨一定下行壓力。


  要開啟新的增長階段,實現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需要積極促進制造業投資持續回穩、金融資產質量改善、企業補庫存意愿繼續增強和PPI保持溫和回升、各項改革落地見效,還需謹慎應對貿易戰、跨境資本流動、政治大選周期等國際變數的影響。


  《財經》:


  美國再工業化加速推進,同時,中國勞動力成本和地價成本在提升,一些制造業逐漸流回美國。這些制造業搭載的3D化模式以及現代化的網絡信息化管理,將導致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難以超越。對于中國來說,如何把握新的產業趨勢,調整產業布局,保住“世界制造工廠”的位置?


  李偉: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反思經濟發展的教訓和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變革挑戰的大背景下,相繼提出了“再工業化”和“制造業回歸”戰略,發布了《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制造業創新網絡計劃》等多項政策。特朗普當政后,更是大力提倡“制造業回歸”。發達經濟體制造業回流的現象確實存在。


  對于制造業回流,要全面、客觀、辯證地看。從經濟規律講,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可能逐步從傳統制造業升級到高技術的先進制造業的過程。中國進入工業化中期向后期的轉換階段后,已到了制造業結構升級的時間窗口了。外商投資于我國制造業數額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并不代表中國制造業弱化。恰恰因為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上升,一些原本投資于中國低端制造業的資本開始轉向其他國家,這有什么不好呢?


  當然,我們也要高度重視外資制造業的流出。中國作為一個超大經濟體,地區之間發展很不平衡,各種類型和不同水平的制造業都有其存在的條件。加之,多年以來已經形成完整的制造業配套體系,中國制造業部門應該是有比較強的包容性。如果出現比較集中的外資制造業流出,我們也必須進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優化外商投資環境和營商環境。


  制造業在中國經濟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為應對發達經濟體制造業回流,促進中國制造業更好發展,要做好以下五件事情:


  一是繼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為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各類企業創造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二是加快實施《中國制造2025》戰略,大力發展若干戰略性產業和重點領域,著力解決核心關鍵技術、關鍵設備存在的短板,著力增強系統集成能力。三是全面加強制造業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建立跨行業、跨領域的新型產學研聯盟,鼓勵支持大中小制造企業形成一個分工明確、利益共享的產業生態體系。四是引導企業通過增強核心能力、推進智能化改造、創新商業模式等多種途徑提高效率,以應對綜合成本上升的壓力。五是加快完善我國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發揮其成本優勢,積極承接東部制造能力轉移。


  《財經》:


  民間投資的狀況是判斷經濟內生活力最主要的指標。目前民間投資增幅還處在低速徘徊的狀況。去年全年民間投資增長3.2%,比全部固定資產投資8.1%的增幅低了4.9個百分點。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投資增幅能夠達到8%以上,主要是靠政府投資和國企投資的強力拉動。您認為如何能激活民企投資?


  李偉:


  我國民間投資增速明顯低于全部投資增速,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經濟信號。在經濟增長仍然非常倚重投資拉動的情況下,如果民間投資起不來,只靠政府投資和國企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將難以持續。


  影響民間投資熱情的因素很多,既有經濟周期性影響,如一些行業內外需求明顯不足,產能過剩壓力大,投資空間明顯收窄。同時體制性原因對民間投資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如我們在產權保護制度上還存在不足,這必須引起高度關注。試想如果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他就會對發展環境和長期投資失去信心,更有甚者,還可能采取跑路、向海外移民或轉移財產等做法,這些都是對國內環境缺乏信心的表現。


  因此,激活民間投資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舉措就是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穩定企業發展預期,讓其在國內安心投資、樂于發展。我們要相信企業家的獨特作用,只要有穩定預期和良好發展環境,他們總能在逆境中找到機會。


  制約民間投資的另一個重要制度性因素是準入限制,如在能源、電信、金融、軍工、公共設施等很多領域,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問題仍較突出,民間資本甚至包括這些領域之外的一些國有資本要進入這些行業都還有各種各樣的限制。如果在完善監管的同時能盡快并最大限度地打開行業準入的大門,既可促進效率提高,又能為民間資本增加新的投資領域,這對激發民間投資有重要意義。當然,我們還可在一些政策上,如金融支持、重大項目、稅收政策等方面加大對民間投資的支持。


來源: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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