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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的危機成為國企改革的轉機

發布于:2017-03-29  |   作者:http://www.omfeel.com  |   已聚集:人圍觀

  所謂危機,有危險也有轉機,國企危機的同時也迎來了改革的新轉機。  

  聶輝華 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時 英 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阮 睿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我們通過分析1978-2016年276份關于國企改革的中央文件發現,大部分重大的國企改革文件都是在國企經濟效益集聚下滑的90年代發布的,這說明國企在面臨危機時更容易改革。我們梳理了四個階段的國企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新名詞和關鍵詞及其出現的頻次,從而刻畫了不同階段的國企改革新舉措和重點。我們認為國企改革的動力依然存在,而競爭是主要的動力來源。


  國企危機成改革的良機


  在國企改革歷程中,改革動力是關鍵問題。改革的時機非常重要,甚至直接決定了改革的成敗。曾有學者發現從總體上不管是實體部門還是金融部門的改革都促進了經濟增長,而且在經濟危急或增長嚴重受阻時更可能出現改革舉措。從國企改革的官方文件入手,通過文本分析方法,我們會發現,國企危機成改革的良機。中國國有企業的績效在1990年前后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在1990年之前,無論是按國有企業的主營業務利潤率還是按資產利潤率比較,國有企業的經濟績效都表現尚好。但從1990年開始國有企業績效就開始出現下降的趨勢,這可能源于民營企業進入了市場并與國企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同時產品大量增加導致過剩,市場由供給主導轉向需求主導。彼時,不僅是國企,民營企業的經濟績效也不如之前。如果將歷次國企改革的重大文件在不同年份進行標記,會發現大部分重大的國企改革文件都是在90年代發布的。


  國企改革按照若干重大事件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992年召開了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此1992年之前可以看作是國企改革的探索期;1998年朱镕基擔任總理,啟動了國企三年脫困改革,大力推行減員增效和職工下崗等舉措,因此1992-1998年可以看作是國企改革的加速期;1998年之后可以看作是國企改革的陣痛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2008年中央政府出臺了“四萬億”刺激計劃,對國企增長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2008年至今可以看作是國企改革的緩和期。


  據統計,從1978年到2016年,39年間,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及中央部委總共發布了276份與國企改革直接相關的中央文件。從密度上看,1992-2008年是國企文件發布最多的時期。在整個1990年代,總共發布了95個中央文件,如果加上2000年,則每年平均發布了10個中央文件。這一事實與前面談到的90年代國企經濟績效陡然下降的趨勢完全吻合。2000年之后,2003年發布的中央文件最多,數量多達22個,這也是1978年以來發布與國企有關的中央文件最多的一年。2004年次之,多達19個。2009年發布的文件數量為18個,排名第三,這都不是偶然現象。2003年成立了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實質性地推進了國有資產戰略性布局調整,并且從當年開始到第二年,大量國企實行了轉制,因此這一時期屬于國企的深層陣痛期。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國企績效在經歷了2003年以來的緩慢增長之后,再次出現明顯的下滑,因此2009年中央發布了大量國企文件,推動國企薪酬改革和股權分置改革,以便減輕全球危機帶來的負面沖擊。


  總之,無論是看重大改革文件的出臺時機,還是中央文件的發布頻率,都可以發現一個明顯的規律性現象:越是國企處于困難時期,越是可能發布大量國企改革的文件。換言之,國企的危機往往成為國企改革的良機。


  歷次國企改革的新名詞和關鍵詞


  改革的本質是用新的體制機制取代舊的體制機制,因此是一個“辭舊迎新”的過程。改革的動力除了反映在改革文件的數量上,也體現在改革文件中的“新提法”或新名詞上。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政治家或官僚機構可以通過提出一些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來體現一份文件或一項政策的創新之處。這樣做有幾方面的好處。第一,新名詞在“文山會海”的政治環境下更容易脫穎而出,被人記住,從而快速建立新的形象。第二,新名詞代表了新的施政理念,這有利于建立和鞏固新領導的權威,同時與過去的權威進行區別。第三,下屬往往通過響應或實施新名詞背后的政策,來表達對新領導的擁護。在經濟學中,信號發射理論(signaling)揭示了類似的原理。


  就國企改革而言,不同階段的新名詞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國企改革的時代背景、改革困境或者改革舉措。梳理1978-2016年所有關于國企改革的中央文件,我們發現“新名詞”的出現固然刻上了時代烙印,反映了當時的改革舉措,而除此之外,相應舉措到底是臨時性的,還是具有持續性?經過詞頻分析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特征。例如,“國有資產流失”這個名詞在之后在國企改革加速期(1993-1998年)被提及6次,但是在改革陣痛期(1999-2008年)和之后的改革緩和期(2009年至今)分別被提及15次和23次。這很可能意味著,在改革加速期國有資產流失尚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是之后這個問題被認為更加嚴重。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國企改革的底線在收緊,制度在完善。


  不同階段中央文件中的關鍵詞也十分重要。這些關鍵詞往往具有明確的改革指向和實際措施,這些名詞可能在文件中反復出現,出現次數越多,說明這一舉措越是重要,或者相關的問題越是嚴重,或者至少反映了改革的側重點。


  從總體比較來看,會發現“國有資產”作為一個關鍵詞,在四個改革階段都高頻率出現。此外,“產權”、“資產”這兩個關鍵詞的詞頻也很高。這說明國企改革的重點一直都是國有資產的管理。關鍵詞“職工”在1999-2008年的改革陣痛期出現次數為761次,“就業”出現的次數為590次,兩個關鍵詞在該階段的出現頻率均遠遠高于其它三個階段,表明陣痛期的改革重心是安置職工問題。而“考核”一詞在改革緩和期出現了375次,但是在其它三個階段很少出現,則說明2008年之后國資委對國企的考核加強了力度。此外,“改革”一詞在四個階段出現的頻率幾乎是不斷增長的,說明國企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因此如何謀求新的改革方案和思路成為中央政府關注的主要問題之一。


  從分階段的關鍵詞頻率看,1992年之前國企改革還在摸索階段,國有資產的盤查是改革的基礎工作,那時這些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改革的步伐也相對較慢;1992-1998年是國企改革的加速期,改革步伐明顯加快。一個主要標志是,產權改革成為了改革的主要舉措,從產權經濟學角度講,產權改革往往是最深層次的改革,也是最劇烈的改革;1999-2008年是國企改革的陣痛期,大量企業兼并破產,大批職工下崗安置;2009年之后改革進入緩和期,此時國企改革本身開始遇到了瓶頸,改革思路和方向有待突破。


  從一些特殊關鍵詞的頻率看,除了新名詞、高頻關鍵詞可以反映改革方向和動力之外,一些詞頻未必很高的特殊關鍵詞也能從一個角度反映改革的重點。


  尋找國企改革的新動力


  經過對1978-2016年276份與國企改革直接相關的中央文件的文本分析,我們會發現,國企經濟形勢下滑之時,往往是國企改革動力發力之際。從90年代開始,國企績效明顯下滑。與此同時,大部分重大的國企改革文件都是在90年代發布的,平均每年發布10個相關的中央文件,這說明危機有時就是轉機。


  如果國企的危機就是改革的良機,那么這意味著什么?一種悲觀的觀點認為,2003年之后國企績效明顯好轉,TFP的增長率快于其它各類所有制企業,并且國企TFP與代表最高效率的外企TFP非常接近。既然國企的經濟效益在變好,那么國企更加沒有改革的動力。而一種樂觀的觀點認為,雖然表面上看國企的效益很好,國企在“變大變強”,但是這并非代表國企效率接近外企或者民企。實際上,國企的TFP很大程度上與國企的壟斷地位和優惠貸款直接相關。國企在電信、電力、石油、化工和金融等領域的壟斷地位不是牢不可破的。另一方面,伴隨中國資本的邊際報酬逐年下降,資金成本越來越高,國企的優惠貸款也是不可持續的。此外,當前國企存在普遍的產能過剩,在僵尸企業中相對比例最高,這些都是制約國企進一步發展的桎梏,甚至可能成為地方政府的財政包袱。按照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只要國企的經濟狀況給政府帶來了嚴重的財政壓力,政府就有動力去改革國企。鋼鐵行業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除了經濟效益下降是國企改革的動力,競爭也是國企改革的動力。不管是內部競爭還是外部競爭,對于加速要素流動,加強資源重置,改進經濟效率都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政府減少針對民營企業的各類隱性或顯性的進入壁壘,只要政府規范各類補貼政策和加強競爭政策審查,只要政府堅持對外開放,國企改革的動力就總是存在。在這方面,我們不能寄希望于堡壘從內部攻破,而是寄希望于堡壘從外部攻破,真正化壓力為改革的動力。


來源:人大國發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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