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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引領新常態

發布于:2017-06-27  |   作者:http://www.omfeel.com  |   已聚集:人圍觀

  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然從進入新常態到引領新常態,如何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老師,以及媒體界的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這是我第一次以(社科院)經濟所所長的身份參加這樣一個論壇,雖然在座的很多朋友我們經常見面,但那是在其他場合,所以以中國經濟增長和周期論壇這樣一個平臺,我們能聚在一起,感到既高興又新鮮。


  作為主辦方,付志峰校長剛才已經致了歡迎辭,我除了繼續表示感謝和歡迎之外,沒有更多的話要說,只想借這樣一個機會談一談我自己最近關于宏觀經濟分析方面的初步想法。起了一個題目,剛才張教授已經說了,是宏觀經濟分析應注重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之所以想到這樣一個題目,我注意到經濟發展新常態這樣一個字眼是在2014年開始形成的,是總書記的一次講話,后來到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作出中國經濟進入發展新常態這樣一種重大的判斷。


  2015年,先是提出五大發展新理念,緊跟著到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提出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年末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正式提出,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我們已經初步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這些提法當你一幕一幕的回憶起來,并且立足于當下的時候,我覺得好像時間過得非常快,已經有三年的時間過去了,這三年多的時間當中。大家想到2014年最初提出,叫做認識、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我們立足于當下就要問這樣幾個問題。第一,是不是已經認識適應了經濟發展新常態?第二是不是我們已經進入到了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階段?我們不做圈外的考察,就立足于我們這個圈子。我們的宏觀經濟分析,比如我們今天要在這里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的問題,討論中國經濟周期問題,當我們在進行如此之類的問題的分析和研究的時候,我們的腦子里在認識、適應、把握、引領經濟新常態方面,有哪些具體的表現?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非常簡單。我們身后的背景已經發生變化,是經濟新常態而不是舊常態,我們所要做的事情也已經做出重大調整,我們正在做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遺忘的著眼于需求的那樣一種措施措施。所以當意識到這一切一切都在發生變化的時候,我想恐怕得需要沉下心來作一番審視和檢討。這種審視和檢討的一個最常用的辦法,其實就是比對,過去我們怎么做的,現在我們應該怎么做,我們現在做的和過去有哪些不同,當你意識到經濟發展是新常態而不是舊常態的時候,當你意識到理念是新發展理念,而不是老的發展理念的時候,當你認識到政策的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以往的需求管理的時候,那我們關于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是怎樣做出的?我們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分析又是怎么做出的。但不管怎么做出,我覺得有一條我們要堅持,總要有點變化。總要和過去有所不同,否則我們難以說我們認識、適應、把握、引領了新常態。


  當然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我們還是不講圈外,就講我們自己。我們所做的宏觀經濟分析,總體上講變化不大,或者不那么顯著。我只舉一個例子,是我相對來講比較熟悉的例子,我是一直做財政稅收的研究,對財政稅收的形式和政策的變化相對比較敏感。比如說積極財政政策,我們對這樣一個字眼非常熟悉,應該說它形成于1998年那場東南亞金融危機,當時朱熔基總理主政,當提到積極財政政策的“積極”二字時,我們知道它的基本含義就是擴張,所以看到積極財政政策就等同于擴張性財政政策,這是我們都已經認定的事實。那么當今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在形成過程當中的時候,首先是經形勢判斷,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社會總需求。很多人在解讀這句話的時候,把適度擴大的“適度”二字忽略掉了,就把它理解為擴大社會總需求。再有人也會注意到,積極財政政策本來就是表明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但是從2015年以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要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后邊不斷的加后綴。2015年提出基于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2016年提出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有力,今年又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


  當注意到這些字眼并且把積極財政政策等同于以往以需求管理為主線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時候,我想很多人對今年的財政政策的安排是不滿意的。我見到好多這樣的提法和說法,就認為面對穩增長的這樣一種強烈的需求面對經濟增長下行的強大的壓力,我們的財政政策不夠積極,不夠有效。當然更談不到更加積極有效。我看到很多人在做這樣的一類判斷和分析。但卻是如此,如果說把這樣一種政策安排放在經濟的舊常態下,放在以需求管理為主線的擴大需求的財政政策的安排線索上的時候,我們的確認為現在的財政政策真的應該更加積極,或者進一步的擴張,比如說財政赤字。我看到有些我們的同行,當看到今年財政赤字安排在23800億,并且財政赤字的增量只有2000億的時候,經濟學都深知,財政有沒有赤字并不表明是不是擴張,財政赤字的規模也不表明擴張的力度,真正的擴張力度體現在財政赤字的增量上,2000億的財政赤字增量怎么能說更加積極有效呢?因此,大家對今年的財政赤字的這樣一種判斷以及效應的分析,我覺得字里行間,言談話語之間,總是說還不夠。緊跟著的主張就是財政赤字要突破3%的界限,甚至我見到一個說法,突破8%也是可以的。甚至有人說10%又怎樣呢?和其他國家比我們還處在一種怎么樣的水平?如此之類。


  但如果說換一個背景,換一個政策主線,你的分析會不會有所不同呢?比如你告訴自己,你現在處在經濟發展新常態背景下,你現在處在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新的政策框架條件下應該做出什么樣的判斷,是不是要對以往政策框架下的那樣一種判斷做那么一點少許的修正呢?如果能做這樣的調換,環境的調換和政策主線的變化,發展理念的調換的話,我想肯定能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比如說3%,我們知道3%是怎么回事,歐洲國家自己也沒有遵守這樣一條線,但不管怎么講,我把3%引入中國的時候,我們是把它當成一個安全的警示線來引進的,并且每年的記者招待會,每年的形式的通報會,在談到中國的財政赤字有沒有風險的時候,我們的領導人、部門負責人也總是說沒有突破3%,因此我們的財政赤字不會帶來風險,總是這么講。所以在中國人心目當中,它實際上是一種標識,是一種心理的防線。當你走出3%這樣一個控制線的時候,對于人們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產生怎樣的影響,會如何影響人們對未來宏觀經濟走勢的這樣一種預期。這一點恐怕是要想到的,不僅影響到當前,而且影響未來。


  再比如,中國的財政赤字和其他國家財政赤字雖然都用得是赤字兩個字,但是我們的國情不同,我們提到的公開講的財政赤字就是講四個預算當中的一般公共預算的赤字,23800億,不是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收支的差額呢?但是脫出一般公共預算,看其他三門預算,我們看到了其他帶有赤字的因素了嗎?我們并沒有看到或者看得并不是很清楚。不講其他,政府性基金預算今年發行的債券就列了8000億,這8000億不是赤字嗎?所以僅僅盯著一般公共預算而不考慮其他部分三本預算,從而沒有對中國整個實際財政赤字做一個總體判斷的時候,你恐怕也會覺得赤字的效用不夠或者不過癮,這是一個問題。


  再有,當你意識到今年的提法,就是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社會總需求的時候,適度兩個字和以往是不大一樣的。適度表明什么?表明我們對于社會擴大總需求是要把握一定度的界限的,不是全力去擴大。適度也表明在擴大社會總需求這個線索上的行動是輔助性行動,而不是主力隊員的角色。所以這個時候的積極財政政策的解釋就不能僅僅用在擴大社會總需求方面的效應怎樣這一個標準來作判斷了,一定要引入供給側的標準,引用結構性改革的標準,引用是不是推進改革的新的探索。這些東西不該進入到我們的視野嗎?再比如地方債,講到中國的地方債的時候,總得要看到現行我們的財政體制不夠規范,一旦稍有松懈。以目前地方政府行為的慣性,不控制地方債還會泛濫成災。


  如果說從中央財政的安排上就按照3%以上的赤字去安排,比如4%、5%,給地方政府傳遞的是一種什么樣的信號呢?如此等等,當我們把這些東西都考慮在內的時候,恐怕我們對今年積極財政有關財政赤字的安排就不再是那樣一種不滿意或者覺得不過癮、不夠擴張的一種判斷了。所以這時候是真的很有意思,講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時候,總是講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當我們把立場變一變、觀點變一變、方法變一變的時候,我想宏觀經濟分析得出的判斷就是不一樣的。


  再講一個例子,現在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總是要提到減稅降費,這是李克強總理在放管服方面一個重要的著力點。如果我們站在經濟舊常態的背景條件下,并且仍然操用以往需求管理的政策思路的話,你總會覺得現在的減稅降費的力度不夠大。去年減了5700億,今年計劃減5500億,說這樣的減稅力度不夠大,而且也總會有人提出要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怎么加大呢?不惜擴大赤字。這顯然放在舊的背景條件下,舊的政策框架條件下無疑是對的。但是當你意識到是在新常態背景條件下說話,當你意識到推進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的時候,我覺得情況就會有所不同。比如目前的減稅降費的主要著眼點是降成本,而且降的是企業成本。把這樣一種減稅降費和它的目標相對接,你盯著降成本,這手啟動減稅降費,那頭降成本,你得看一看減稅降費在降成本方面究竟能不能有實效。比如說,按照不少人的主張擴大財政赤字去減稅降費,擴大財政赤字之后的減稅降費是用什么效應呢?常識告訴我們得發國債,不可能擴大財政赤字就完了,肯定要發國債,等于說用發行國債的辦法去支撐或換取減稅降費,再具體講借錢減稅降費,借錢減稅降費能降成本嗎?借來的錢終究是要還的。


  我們說政府債可以永久不還,不斷的置換,把它忽略不計,但是不還的債要計息啊,不付息嗎?付息。付的利息會形成什么?未來財政支出的疊加,會疊加到未來財政支出的基礎上,今年借債明年就開始計息了,這些疊加的支出最終又是什么呢?形成企業新的稅費的增量,羊毛主要出在羊身上。因此它是一種從根本上的減稅降費的降成本的措施嗎?顯然不是。再進一步看,減稅降費的目的除了降成本之外,就是調整資源配置格局,總得要把政府的一部分資源調增給企業吧,在政府支出情況不變的情況下,在政府發國債的辦法,借錢的辦法去支撐減稅降費,實質的資源配置格局不會發生變化。他所帶來的唯一的變化是政府融資方式的變化,原來是強制收上來的錢,現在變成借來的錢。不就是這樣一種變化嗎?所以這些東西我覺得當我們換一種思維方式的時候,情況也會有所不同,你就會矚目于新的減稅降費的辦法,而且矚目于減稅降費的可行性。


  今年的減稅降費實際上是有新意的,這個新意是什么?就是一方面通過借錢減稅降費,財政赤字的增量是2000億,另外一方面是削減政府支出,盡管削減的規模不大,但總歸提出了三個方面的線索。第一,一般性政府支出消減5%,現在已經部署了。第二,絕不允許增加三公經費支出,把三公經費的存量鎖定了,經濟增長,三公經費不漲。第三,削減非重點項目的財政支出。所以今年的減稅降費是一種借錢減稅降費,和削減政府支出支撐的減稅降費,并行的減稅降費的辦法,得根據可行的空間來安排減稅降費規模,所以就安排了3500億的減稅,2000億的降費的安排。所以這樣的理解,我們能夠看得比較清楚。


  說了那么多,我只想說一件事,就是要引領好經濟發展新常態條件下的宏觀經濟分析。我們說了那么多,其實不是說企業要做什么或者政府要做什么,決策部門管理層要做什么,其實任何事情都是理論先行。我覺得更多的是經濟、理論工作者首先要把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任務完成好。


  當前圍繞著經濟發展新常態,圍繞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說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說新瓶裝舊酒,穿新鞋走老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執行過程中被打折扣,不由自主的回到原有的路徑上去,形成路徑依賴,如此等等,表面上看是實踐問題,實際上是理論問題。我們沒有把這些理論問題交代清楚,或者是交代了,但是交代的不夠明白,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道理講到讓普通人理解擴張性經濟政策那樣的地步的話,我想障礙就會減少許多。我一提凱恩斯的那套東西,連普通百姓都懂,逆風行事,這套東西是多少深入人心,但是相對于新常態,相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講的決不是非常透徹。好多人還不明白,究竟有何不同呢?特別是官員。官員在發言的時候總是兩段,前面一段說一定要堅持發展新理念、堅持供給側改革立足于經濟發展新常態,這種表態性發言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到具體措施的時候,他的政策立足點,理論基礎基本上還是照搬老一套的思維方式。所以這樣的情形我覺得不能再繼續,再繼續的話,認識、適應、把握、引領的道路就太漫長了。三年多的時間還是這個樣子,顯然不行。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建立起一套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并且能夠與大不相同以往的政策框架作為基礎的宏觀經濟學體系。


  所以總書記講要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其中有一條就是要構建中國特色的經濟學。這一套經濟學的立足點顯然是經濟發展的新常態,而不是經濟發展的舊常態,顯然是新的發展理念,而不是舊的發展理念,顯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主線,而不是以需求管理的那樣一套政策框架。因此在當前與今后這個時期,我覺得我們應當在宏觀經濟分析方面把建立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講好中國的故事作為中心任務,并以此引領中國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方向。當然這是一個非常遠大的任務,在此之前或者為了走向和完成這樣一個任務,在當下我建議我們應當開始有意識的以比對的思維方式作宏觀經濟分析。


  當我們提出一個重大政策判斷的時候,過去我們怎么說的,現在怎么說的,怎么變了,當我們提出政策建議的時候,總是要說以往該怎么提,現在該怎么提,總得要有點變化,我先不說“大不相同”,一定要不斷的警醒自己,我們應當立足于經濟發展新常態,著力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標準于踐行新的發展理念。


  說的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謝謝大家。


  張連城:高所長是我國著名的研究財政稅收的經濟學家,對我國財政政策在新常態下的實施提出了新的理念。因為中國現在的隱性赤字太多了,高所長建議一定要堅守3%的赤字不突破,否則中國經濟運行可能會出現大的風險。重點應當依靠縮減政府財政支出來降低成本,優化資源配置,在新常態下主張理論工作者應當把政策主張上升到理論層面,引領和構建新常態下的經濟學。讓我們感謝高所長的發言。


來源:中國證券報

作者:高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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